1936年12月12日，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，注定是一个不可忘记的日子，这一天，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，率部发动西安事变，以“兵谏”的方式来促使蒋介石抗日。张杨二人随后宣布取消“ 西北剿匪总部”，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分任正、副委员长。接着，他们通电全国，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，停止内战，释放沈钧儒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，开放民众爱国运动，保障人民集会、结社自由，实行孙中山遗嘱，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。全国上下为之震动，日本人为此暗喜，日伪汉奸为此高兴，而国民党何应钦等人则力主出兵潼关“平叛”，欲置蒋介石于死地，宋美龄、宋子文等却极力要求保蒋介石性命。西安事变震惊中外。

　　事变的发生看似很突然，以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也不知道，当获悉了蒋介石被抓后，中共的领导人先是惊喜，继而担忧，如何处理蒋介石成了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，西安事变发生后约一个星期，中共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，内部发布了《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指示》。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洛甫(张闻天)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。

　　单纯的看1936年的12月12日，这一天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完全出人意料，但当我们把视角向前延展的时候，事情就并没有这样简单，事实西安事变的发生时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，可以说这是蒋介石一步步逼出来的。

　　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张学良率领20万东北军退居关中，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随之陷于敌手，尽管张学良在自己的口述中也承认是自己不抵抗的，是自己主动撤退的，但事情缓慢发展之后就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当几十万东北子弟来到关中，历史的悄然变化已在酝酿。

　　张学良撤至关中的第一件事就是“剿共”，然而正是这个“剿共”工作最终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。

　　当时，陕甘一带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，也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。张学良受任为国民党“剿共”总司令部副总司令，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。1935 年，在日军步步紧逼、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的危急形势下，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，逼迫张学良、杨虎城“ 剿共”，目的是一石二鸟，要使东北军、西北军同红军相互抵消力量，两败俱伤。1935 年 10 月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会合徐海东、刘志丹部，同东北军进行过三次交战，东北军损失惨重，被消灭两个半师。而蒋介石顺势取消了东北军这两个师的番号。陷于两难境地的张杨，在中共多次呼吁的感召下，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、李克农、刘鼎等深入的工作，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深感中共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真诚的，开始在心里和行动上逐步接受。从1935 年底起，双方部队已约定，两军原地停火，互不侵犯，友好相处。1936 年 4 月，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长谈，达成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的协议。

　　尽管张学良最初不愿和中共坐下来谈判，但当手底下的士兵乃至将领都坐下来和共产党联欢的时候，张学良也只能接受中共中央的和平建议，事实上，历史的走势已经不会再遵循张学良的意愿了。

　　风平浪静的东北军“剿共”战场，让此时的蒋介石大为光火，飞到西安督战，一下飞机就连着几个小时把张学良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并要张学良出动军队用武力镇压上街游行要求抗日的大学生。张学良杨虎城痛切陈词，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，感情激动，声泪俱下。蒋介石对张学良、杨虎城的劝谏予以拒绝，并报以侮辱和威胁。并威胁如不加紧“ 剿共”，即将张学良、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、福建，由中央军进驻西北。

　　最终的结果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举起“兵谏”大旗，挟蒋介石以促抗日。周恩来早在1946年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时就指出：在东北沦丧、华北危亡之秋，全民奋起，挽危救亡，已是“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”，这种潮流“已无可阻止”，可是“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，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，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，强迫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，但他这种倒行逆施，不仅未能达到目的，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”，“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”。事实上，随着《蒋介石日记》的披露，蒋介石通过自己的笔很好的验证了周恩来的这一观点。

　　事变发生了，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个事变，当时的中国各方势力际会：西北的红军，南京手握重兵的何应钦，山西的阎锡山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，盘踞东北正在为此暗笑的日本人，高兴不已的日伪汉奸……处理不好，中国将大乱，国或将不国。

　　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和平解决是最好的方式，这也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看法。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 月 17 日到达西安后，立即同张学良长谈，支持张学良关于争取蒋介石抗日，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等条件下释放蒋，并拥护蒋做全国抗日领袖等主张。为同宋子文谈判，周恩来向张学良、杨虎城建议提出停止内战、下令全国援绥抗战、成立抗日联军、实行民主、释放政治犯等条件，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完全支持。在西安，周恩来、张学良和杨虎城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、宋美龄等进行了长时间诚恳的谈判，并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合理主张和建议。12月24 日，在苏美以及国内多方势力的努力和协调之下，蒋介石终于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。12 月 25 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，张学良并陪同蒋介石乘飞机返回南京。此刻，踏上飞机的蒋介石是否听到了从那远方传来的幽远而凄凉的歌声：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。

　　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，其惊心动魄的过程远不是我们这些“局外人”所能知道的，我们从未经历过那个时代，也无从知晓当时的领导人确定和平的解决方式下了多大决心，今天，我也无法给展现一个全景式的西安事变经过，在这里，我也只能以这样简略的方式勾勒出西安事变的一个概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