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攸县工作]建国初期干部作风的几点回忆
周帆教育网 2009-12-11 【字号 大 中 小】
50年代，攸县县委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不仅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，而且促进了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。现今，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。
心系人民 服务群众
1949年9月，中共攸县县委、县政府成立。县委县政府认为，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是要加强思想作风建设，心系人民，服务群众。在1950年春夏之交，县政府研究公布了减租退押的政策，迫使地主富农实行二五减租，向农民退回押金。通过减租减息，退押运动，有7.03万户贫苦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，解决了春耕生产的困难，帮助农民渡过了夏荒。二区宏市乡十六保减租退押后生产积极性高涨，全保268人自动开荒，一天开荒40多亩。肖家里一名50多岁妇女早出晚归，两天开荒0.5亩，她说：“共产党和毛主席处处为我们穷人着想，我们越干越有劲。”
当时尽管采取一些济贫措施，但贫下中农由于手中没有掌握生产资料，仍然难以脱贫。县委县政府在1950年开始第一批土地改革试点，一年零四个月，完成全县157乡的土改任务。土改工作队进乡后就扎根串连，访贫问苦，住在贫雇农民家里，与贫雇农民心连心、心贴心。通过成立贫雇组和贫雇主席团，以贫雇农民为骨干，领导整个土改运动，土改工作完成得很顺利，没收和征收地主、富农耕地44.6万多亩，全部分给贫下中农，人均耕地1.7亩以上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。还将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房屋、耕牛、稻谷、银子、光洋等统筹分配，重点帮助那些相当困难的贫苦农民及烈军属，群众非常满意。
1953年，遭受大旱灾，全县24.15万亩水田受灾，占总面积33.8%。群众非常焦虑，县委、县政府及时召开了有关会议，部署研究抗旱工作。从县直机关抽调203名干部到重灾区指导抗旱工作，组织6.7万多个劳力，1.4万多梯水车，打井332口，修圳800多条，尽量把旱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同时县委号召全县每个干部每天节约二两米，支援灾区人民，并安排了一批救灾粮及时下拨到灾区，给灾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。
县委书记冯文绍在会上经常强调：我们干部要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，把群众的疾苦当成是自己的疾苦，要与群众打成一片，尽量帮助他们多解决一些实际困难。1955年上半年，县委委员刘敏文到九区高和乡最困难的高湴农业社办社。入社后，了解到该社23户中有14户生活特别困难，社长候秋元，全家5口没饭吃，为了糊口，想撂担子，群众情绪很不稳定。他从实际出发，一手抓生活安排，一手抓春耕生产，安排十个劳力外出搞副业，其余劳力齐心协力在家闹春耕，并到县民政局争取了一些救济款，帮助困难农户解决购粮缺的困难，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，生产搞得很有起色，全年增产粮食3万斤。县委委员吴运昌，1958年在莲塘坳乡候市大队蹲点，白天参加劳动，晚上和群众谈心。一次，他发现贫农社员文玉媛患病发高烧，男人外出。晚上12时，他不顾天气寒冷，冒雨去三四里路远帮她找医师，并帮她付钱买药。由于治疗及时，第三天就好了，她买了烟和鸡蛋送给老吴，深表感谢。吴运昌婉言谢绝：“这点区区小事算得什么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从我做起 从小事抓起
五十年代，党员干部严于律己、作风严谨。1951年，五区有个陈姓土改工作队员，在土改中没收地主财物时，发现有一笔记本，前面几页写了字，后面都是空白的。他正好没有笔记本，于是把前几页撕下来后，留给自己用。后来认识到这与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相违背，自己没有笔记本是事实，但要请示领导，不能这样私自处理。11月，在全县扩大干部会上他向领导写了检讨书，认识了自己的错误，全体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。同年，五区年终时机关食堂伙食费有点结余，划作特殊资金。根据部分同志提议，从这笔特殊资金中列支，给每个干部购买了一支价值6元的金星钢笔作纪念。1952年，这个区的干部大部分都调走了。“三反”运动开展后，都认识到这是错误的行为，作了检讨，主动退赔。
县委对干部要求也特别严格，只要发现问题，严肃批评教育，从不姑息迁就。在减租、退押运动中，书记冯文绍深入一区善化乡九保检查工作，发现该保工作队员和农协会干部集体贪污衣服、被单等200多件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。对此，县委立即通报全县，指出：“集体贪污胜利果实性质非常严重，不仅损害了干部形象，影响了党群关系，而且还乱了阶级阵线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”除责成有关人员作出深刻检讨，退赔原物外，还给予了相应的纪律处分，在全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县委领导带头廉洁奉公，做到不沾不贪，两袖清风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县委副书记左元戎到黄丰桥公社广黄大队办点，经常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，一起上山挖蕨根，用来代替粮食。很多人担心他搞垮身体，和他一同办点的干部，背地里叮嘱食堂炊事员，给他每餐饭加一两米。为了不让他发觉，炊事员在他饭钵里少放了点水，饭熟之后，外表与其他钵的饭没有明显的区别。没想到头一次就被左书记发觉了，他很生气，当着正在一起就餐的社员对那位干部进行了严肃批评。他说：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必须先做到。现在县委号召大家捆紧腰带过苦日子，所有的干部社员每餐都只吃这一点粮食，我怎么能多吃多沾，搞特殊化呢。”
深入基层 求真务实
五十年代，县领导经常深入群众，调查研究，倾听群众呼声，虚心向群众学习。真正做到了知民之所想，察民之所虑，亲民之所爱，为民之所需。
1952年春节后，书记冯文绍同警卫员刘文金从县城步行到酒埠江，再到五区的下湾乡（现属湖南坳乡）调查了解县扩干会议精神贯彻情况。连续7天只在乡政府吃了一餐便饭，走访了100多户人家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个别谈心等办法，广泛征求农民对土改工作的意见，和大家商量如何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问题。
1960年5月26日，县委书记阐明润到黄丰桥公社进行调研，天下着雨，他踏着弯曲不平的羊肠小道，边走边撩开冬茅杂草，6个多小时步行四五十里，傍晚到泉塘山大队时疲惫不堪。第二天早饭后他立马走访，从公共食堂到田间，从工地到社员家里，广泛接触群众，与大家促膝谈心。了解到群众对大跃进及干部作风有很大的意见。28日下午，主持召开了干部群众大会，反复说明问题出在下面，责任在县委，希望大家向县委提出批评意见，并约法三章：今后不准搞强迫命令，不准搞瞎指挥，不准任意克扣社员口粮。勉励大家在党的领导下，群策群力，战天斗地，夺取农业大丰收，到会干部群众深受感动。又于29日在泉塘大队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，向大家通报了这次调查情况，就改进领导作风，带领群众战胜困难，发展生产形成了几条决议。
赤脚光头 常拿锄头
和人民群众同甘苦，是50年代攸县领导干部的政治本色。县委号召农村干部“赤脚光头，常拿锄头”，做到“六同”（与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商量、同娱乐、同学习），“五有”（有生产工具、有劳动手册、有试验田、有试验食堂、有重点）、“三员”（工作队员、宣传员、技术员）。县委机关一般干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全年参加劳动不少于120天，科局长和公社书记不少于90天，县级以上干部和公社第一书记不少于60天，公社一般干部原则上是以生产领导生产。并分期分批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，通过锻炼，要求达到“五好”（劳动好、思想好、工作好、学习好、互助友爱好），“五懂”（懂季节、懂一般生产技术、懂作物性质、懂一般气候变化、懂病虫害防治方法），逐步由外行成为内行。
县委办公室是全县的一个综合部门，也是县委的参谋部。50年代曾三次搬到基层办公。第一次是1958年，搬到新市公社山田大队办公；第二次是1959年冬，为参与酒埠江水库大会战，搬到了酒埠江水库工地办公；第三次是1960年春节后，搬到上云桥人民公社株山大队（现万古桥村）办公。县委办三次搬到基层办公，不是简单的场地变更和数字重复，而是作风上的一个大转变。由浮在上面到深入基层，由电话汇报到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调查了解情况，掌握的材料真实可靠，更好地发挥参谋服务作用。
解放初期，县委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从北方带来的4匹大马，全交给了通讯班通讯员使用，有些干部看到县委的通讯员下乡都骑马，而县委领导下乡靠两条腿步行，思想有些想不通，书记冯文绍察觉到同志们对这事有些意见。一次他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：“咱们是共产党，不是看谁的官大谁就骑马。而是看谁的工作最需要，通讯员每天都要送文件到区上，而且速度要快，这样各个区才能准时收到上面的指示精神，更好地开展工作”。
50年代后期，县委添置了一台吉普车。1958年5月的一天，县委副书记左元戎同办公室的一个干事下乡，这个干事向办公室要了小车。当他告诉左书记车子已在院里等时，左书记突然不高兴，并严肃地对这位干部说：“整个机关就这么一辆车，要保证第一书记和机关有紧急情况用车，怎能随便动用，我们不是办急事，可以搭车。”旋即把小车退回。同时还对这个干部讲了个发人深省的故事：土改刚结束，有个翻身农民进城，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张毛主席像。离店不远，又回去找营业员还要买一张共产党像。营业员解释：只有毛主席像，没有共产党像。这位农民不相信，据理力争说：“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写了门联，上联是‘翻身搭帮共产党’，下联是‘幸福全靠毛主席’，哪能没有共产党像。”讲到这里，左书记说：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个笑话，可他道出了一个哲理：现实生活中共产党像的确没有，但共产党的形象在群众心目中还是有的，那是由党组织的每一个党员参与的群体照片，要拍好这张像，需要每个党员站好自己的位置，注意自己的形象。左元戎这样做，就是为了拍好党的群体像，让党的形象熠熠生辉。
（县委组织部退休干部）
本文摘自：中国攸州网(www.yx988.co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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